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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城镇化半月谈首期沙龙|中国城市的产业流、财富流与人口流

今天分享交流的主题是中国城市的产业流、财富流与人口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但是我多年来研究城市总结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产业,产业格局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是首位的。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研究城市产业颇有感触,去年有两个事情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二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里第一句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的提法与以往不同,以前强调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突围,现在是制造业,这关系到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全球制造业五大方阵与中国战略抉择》,按制造业实力将全球国家划分为五大方阵,第一大方阵是美国,第二大方阵日本和德国,第三大方阵是英国、法国、韩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第四大方阵是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第五大方阵是后发国家如东南亚、非洲等国。工信部也做了全球制造业三大方阵,后来修改为四大方阵,与我的方阵理论类似,把中国也归为第三大阵营,未来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进入第二大方阵,30年后晋身第一阵营,与美国抗衡。
中国被归入第三方阵,主要因为规模优势,但是在制造业的技术方面,中国与英法和韩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工信部的修改调整,说明国家逐步意识到危险来自哪里,中国的全球竞争,到底谁是第一位的竞争对手,这很容易引起误判,关系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现在是三重竞争,在高端领域的突围,我国将遇到来自欧美的狙击;传统产业和基本贸易方面与金砖国家竞争;随着我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印度、越南等国日益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的低端市场构成了严峻挑战。
哪种竞争对当前中国是最紧要的,是决定我们生死的,以前存在严重的误判,以前中国把欧美国家当成竞争对手,强调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突围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欧美国家在未来一二十年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写过两篇文章,一是《美国人的全球之巅》,另一篇是《美国不是中国的对手》,美国不是中国的对手,而是朋友,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贸易,是大额顺差的;我国在高端领域实现突围,在这些领域是竞争对手,多数领域是互补;前狼后虎,前狼不足惧,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金砖国家和新崛起的工业国家,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领海、领土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产业竞争的关系,东南亚国家的低端产业跟中国严重同质,中国本身没有实现产业升级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当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众多纠纷就此产生,这同时也是中国北部湾战略推进缓慢以及与东盟国家合作不顺的原因。中国未来实现最核心的两大战略目标,一是金砖国家里面率先实现飞跃,甩掉金砖国家,形成相对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迅速与东南亚国家形成错位竞争,建立产业互补。这个判断是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就是《中国制造业2025》出笼以及十三五规划中把制造业放在第一位的宏观背景。城市发展首先清楚产业定位,确定竞争对手和战略任务,这也就是我国未来的全球定位。
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能否顺利,核心在于我国还没有完成产业升级,难以建立产业互补性。中亚多是石油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人均GDP高于中国,目前对中国的需求多为低端消费品,哈萨克斯坦国家的高端消费、大宗工业品来自俄罗斯、欧美、日本。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实施,要从产业层面做实,要实现产业升级尤其是中西部产业升级,能够替代一部分欧美国家的主流产品,这样才能实现建立在产业互补关系上的长远合作。
国内城市的产业要建立梯度产业布局。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有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内部的产业迁移,比如北京重点发展通州、亦庄;深圳产业由关内到关外,制造业重点发展龙岗。二是经济圈内部的转移,比如江苏产业由苏南向苏北的转移进行了10年,现在比较均衡;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三是产业转移的重点是从一个经济圈向另一个经济圈的大规模转移,典型的是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向中西部的转移,现在中西部部分地区发展的非常快,得益于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产业互补。未来国内应形成产业梯度布局,沿海形成高端产业,中西部形成中低端产业,不排除少数例外但总体上是这样的格局。任何城市未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及产业定位,一是城市产业的全球坐标,二是城市产业在全国以及经济圈中的定位。
中国未来20年内制造业绝对不能丢,中国未来的主导产业不是服务业,而是制造业。从中国产业的全球格局来看,中国的未来制造业是主导产业、中坚产业,虽然现在服务业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的占比,但从产业的骨架来说一定是制造业为核心,我们的很多产业不能与欧美国家抗衡,中国要发展服务业,将致欧美国家于何地?
从国家发展历程上说,中国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霸主的兴衰历史来看,抛弃实体经济最终都会衰落,西班牙、英国等国,随着殖民地的扩大,本土经济空心化,一旦失去殖民地本土经济土崩瓦解,霸权衰落。美国从上世界30年代到本世纪的2008年,发生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但最终实体经济能走出来。现在全球发达国家主导产业是服务业,但一个国家在飞跃期或者在霸主初期,国家的实业或者制造业一定是主导产业。
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增长在哪里?国务院刚刚批准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可能是中国新经济增长极。从中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基本饱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增速已在下降。经济增速最快的是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重庆、江西、安徽,这些地区是大规模承接了产业转移。存在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依靠外部的力量短期突击,如苏州和东莞模式;二是依靠行政主导力量突击,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扶持,但不可持续,如滨海模式。这两种模式不可持续,真正健康的发展模式一定是遵循最简单最符合常识的发展模式。去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需要佛山模式》,发展本土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搞内生式发展模式。
本土经济关系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期是外贸,未来内需成为主导,高铁经济预示着内需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大国,内需一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尤其是中国这种疆域广阔的国家,大陆市场不统一不利于提振内需。高铁时代来临,统一国内市场,所以本土经济未来一定是潮流。
哪些城市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未来国内70-80%的城市,服务业无法成为主导,哪些城市可以把服务业做主导,只有全国或区域中心城市可以,即少数几个直辖市、省会省市等。北上广深的服务业占比大约在60-70%,都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内生式发展,城市的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在危机中不受到挫折反而发展后劲足的城市都是坚持了实体经济,佛山、武汉、长沙、成都、重庆,最近5年都是制造业主导的城市。我写过一篇文章《九问武汉》,涉及到武汉的主导产业,一是“中端崛起”,二是“高端突破”,所谓中端崛起,是指中端技术的,所谓高端突破,是指少数领域进行技术突破,不能跟先进地区比,这可能是大多数城市的宿命。这是我对国家和城市未来产业布局的基本判断,未来中国真正的最大的增长机遇就是中南地区,即长江中游和长江中上游。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地位只能越来越弱,重点解决北京的问题。从经济的发展来说京津冀一体化不是经济的主导,从环境和人口的承载来讲,华北地区不适合太多的人,应该把人疏导出去。我认为中国越来越市场化,京津冀的战略地位会急剧下降。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第三极绝对是长江经济,武汉和重庆可能是未来中国发展势头最猛的两个城市;从经济区来说,以武汉为代表的中游城市,以重庆为代表的长江中上游或者说中国西南地区,未来会是中国真正的王牌。
第二个问题讲中国的财富流向。有机构研究中国的财富地图,富人的分布城市前几名与GDP排名符合,比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四川、河南、河北等,与GDP的排位很接近;但也有不合常规的地方,中国富人最多的城市不是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而是北京。
一是财富的地域分布。财富的均衡性既受市场影响也受权利体系影响,财富在市场的格局里也存在不均匀,比如珠三角比非珠三角,广东人均GDP最高的深圳是人均GDP最低的梅州的数倍,广东、江苏、山东都有数个城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福建、浙江所有的城市都高于全国,比较均富。
二是财富在国家和民间的分布。劳动收入占GDP的收入,中国不到40%,全球主流国家是70%,财富更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中央多地方少。
三是财富的行业分布。财富的创造畸形,地产商为主,与发达国家富豪的来源不一样。
四是中国的贫富分布。从国际环境来看,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既有开放的市场体系,同时社会改革不完善,贪腐相对严重,权利对经济的干预很大,比如拉美国家。中国财富的集中度也远超发达国家,数据分析显示,广东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是北京
五是财富的阶层分布。城市财富流和产业流关系非常大,也决定了国家战略是否正确。我认为产能过剩是一种假象,一种产能过程是上游产业过剩,如钢铁、煤炭等;大宗工业品是否过剩,格兰仕、工业品低端货在中小城市受欢迎,高端产品反而卖不动,就是说财富的阶层分布不合理,财富过于集中。国外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为主,极端富裕人群和极端贫穷人数都很少,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稳定阀。中国的中产人数少,有研究报告说中国的中产人数大约1亿人,富豪人数更少,中国的财富阶层结构,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人数加起来大概2亿人,绝大部分是第三阶层。消费的畸形直接来源于社会的阶层结构的畸形。畸形的产业结构是由畸形的消费结构决定的,后者又是由畸形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所以说改革是个系统论,对中国的阶层结构进行改革,要扩大中产阶级,抑制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改革分配制度,以及财富的社会安排上。中国现在缺福利,劳动合同法现在又引起争议,说企业负担沉重,要对企业减负,但员工福利不能减少,需要政府补位。这是中国未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造就财富的合理分布,配套国家层面的改革。
最后讲人口流。2010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流向,写过一篇文章《未来十年引进一亿亚非移民中国》。现在国家层面在人口问题上是矛盾的,人到底是财富还是负担?人口绝对是一个正财富而不是一个负担,人除了有消耗功能,还有创造功能和生产功能,总体来说是创造大于消耗。我国长期以来把人口当成一个负担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到现在为止国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计划生育,现在地方十三五规划,人口方面谨慎提计划生育,还没有完全说放开,而且不提倡说放开。
人口研究最近两三年是一个显学,最近几年研究城市人口,做了中国城市的包容力排名,用城市人口净流入/常驻人口,从学术层面可能不太严谨。从数字上看,最博大包容的城市是东莞和深圳,深圳最近几年有所下降;然后是处于40-60%区间的北京、上海、厦门、佛山;处于20%-40%的城市有杭州、南京等,潜力型城市包括长沙、武汉;处于10-20%的城市基本是中部的省会城市;不到10%甚至是负数的城市,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地级市,部分中西部城市户籍人口比常驻人口多,说明人口净流出;所以说人口流也是衡量城市未来走向的重要衡量参数。人口流动研究的意义,一是对政府来说关系到城市发展战略,二是对地产商投资商来说,未来在哪里投资有价值。
从比重的划分来看城市方阵,对未来人口的吸附能力的差异。产业聚焦、人口聚焦和财富聚焦,大多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比如人口外流但财富是增加的,财富增加不是市场因素而是因为权利,天津的财富流速比人口流强劲;人口流的规律,一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是吸附人口的,二是中国政治地位越高的城市对人口的吸附能力越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都是增加的,区别的是人口增加幅度的问题。